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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希望寄托于别人体内:揭开俄罗斯试管婴儿助孕的神秘面纱

2020-4-4

2017年3月底,俄罗斯参议员安东·贝里亚科夫曾经在俄罗斯议会上提出过禁止代孕(下文中用“助孕”代替)的提案,理由是在俄罗斯法律框架还不够完善。但同时国外人去俄罗斯做试管婴儿和辅助生殖的越来越多,俄罗斯正在悄然成为全球“生殖旅游”的天堂。

其实,俄罗斯当地的民众也对助孕的问题知之甚少,难怪人们会对这一神秘的行业有着奇怪的印象或将其神话。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对这一过程的所有参与者:助孕妈妈、亲生父母、心理学家和助孕机构负责人一一进行交谈,试图了解整体过程是如何从安排和运作的,受到哪些法律的监管,以及为什么各方都会一定程度地受到压力和承担责任。

来自中国南方的姑娘安华(应主人公的要求已化名),从幼年的时候就已经被诊断出此生不可能生育。由于早已接受了这一事实,她一向可以平静地对待这件事。

“我一直都在想,大不了我可以去收养一个孩子的,尽管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但是……,实际上我也没有特别深入地去考虑这些。”—— 安华说。之后,她遇到了现在的丈夫。爱情让她强烈地萌生了生育的念头。夫妻俩考虑了各种选择,最后决定尝试助孕:这是他们拥有自己亲生孩子的唯一可能性。

助孕对于安华来说,在身体、经济和心理上都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着手研究这一话题时,她发现很多人谴责助孕这一事物的存在,谴责助孕妈妈,也谴责孩子的亲生父母。其实,这主要是因为不了解。人们通常会认为,那些找人助孕的女性,是因为不想自己怀孕而破坏身材的“有钱人和懒女人”,而忽略了亲生母亲需要经历取卵的过程,而为此需要注射激素,也可能会导致体重增加、严重的情绪波动和其他并发症。而很少有求助于助孕的亲生母亲是自己第一次尝试试管婴儿,更多数的情况下,往往已经“身经百战”。

的确有一些本身有生育能力的女性,选择助孕的原因是不想自己怀孕,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且不符合俄罗斯法律的要求,不在我们的谈论范围内。

“不孕的夫妻通常都长期承受着较大的心理压力,”俄罗斯心理咨询师达莉亚(Daria)说,“他们先需要面对现实,但这个阶段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还有一些更难以接受的问题,比如,被迫使用别人的精子或卵子。在这个阶段,夫妻会有一方放弃自己的希望,”心理学家继续说道,“接受他人捐赠的精子或卵子,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人们首先是拒绝的,因为他们觉得那不是自己的孩子。”

安华的女儿为助孕妈妈所生,按照安华的话说,那些可以自己生孩子的人,就永远不会理解那些无法生育的人。

“别人会说,你怎么不去收养孩子?我为什么要去收养呢?还有人会想,你让助孕妈妈帮助生孩子,这样做是在违背自然、违背命运,在做一些不自然的事情。而我认为,我们人类与动物所不同的是,我们能够试图去改变我们的命运,而不是顺其自然。就这一点而言,穿衣服、造房子或者治疗疾病,也都可以说成是不自然的。”

助孕,在世界上并不属于常见的事物,虽然在辅助生殖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但是,在各种尝试均失败的情况下,许多人会在困境中艰难地选择走上这条路。除了夫妇以外,也有很多单身人群也都去选择了助孕,成为单身爸爸、单身妈妈。

2016年,美国卡罗琳娜·埃莱拉(Carolina Herrera)时尚品牌总监,来自西班牙的纳乔·阿瓜约(Nacho Aguayo)使用助孕诞下孩子后,他说:“当你是一名男同性恋,并且单身时,你将不得不在等待很多年之后,才会真正考虑孩子这一问题。”

纳乔知道其他的男同们会经历什么,并希望帮助他们。他说:“关于助孕的事情,我将与一个协会深度合作,旨在推动助孕未来在西班牙的合法化。”

在美国,助孕的费用可能会高达15万美元。正如纳乔在接受《Vogue》采访时所说的,为了实现自己的生育梦想,他不得不搬到了租住的公寓,并一连几年拼命地打几份工。五年后,他首次尝试助孕,但未成功:双胞胎女儿早产,且未能抢救成活。两年后,纳乔再次尝试助孕,并终于成为了一个小男孩的父亲。他称自己孩子的助孕妈妈为Superwoman,并非常感激她。他说,在美国,做助孕妈妈的女性必须心理健康而且经济稳定。

不同国家的法律对于助孕有着不同的规定。在大部分国家,例如:法国、德国、中国等,完全禁止使用助孕。在英国、丹麦和比利时,只允许非商业性质的助孕:由亲生父母代为支付助孕母亲的花费,而助孕妈妈无权获得任何报酬。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说:这些措施旨在保护采取极端措施赚钱的低收入妇女,因为,通常那些迫切需要钱的人才会选择做助孕妈妈。最后,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的某些州,则在一定条件下完全允许助孕:例如,助孕妈妈必须已经有自己的孩子,并且财务状况稳定。

出于经济原因,我们的主人公安华和她爱人只考虑俄罗斯和乌克兰,而最终选择了俄罗斯,是因为如果不通过中国的中介,则俄罗斯助孕的总体费用与乌克兰相差不多,且俄罗斯的生殖医疗水平远远高于乌克兰,最重要的是,俄罗斯的本地助孕公司全程监督助孕妈妈,而乌克兰则完全“散养”回家助孕,胎儿将面临着极大的危险,父母也面临着得不到孩子的经济风险。

安华对俄罗斯本地的助孕机构感到信任和放心,按照她的话来说,这里的工作人员始终都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怎样才能最有效率,怎样才能规避风险。“比如,孩子出生后,护士是直接将婴儿带给我们,我们和孩子一起住院。医院根本不让助孕妈妈在分娩后给孩子母乳喂养,而是教我们用奶瓶喂她。”她说,“在产科医院和我们一起前来接孩子的,有好几对夫妻,各国人都有,俄罗斯的“生殖旅游”正在悄悄的崛起,那是因为许多国家禁止助孕。这慢慢会变得像去韩国整形一样普遍。”

在俄罗斯,具体有多少孩子为助孕所生,并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按照俄罗斯著名本土助孕机构VERA Surrogacy未来助孕中心总经理Andrew的说法,“粗略估算,每年全俄罗斯大概会有22 000名婴儿为助孕所生。目前,说俄罗斯作为的“生殖旅游”目的国,还为时尚早,毕竟它对于人们还是一种新事物。”

“俄罗斯助孕最早出现在1995年。现在,这一领域受到多种法律的制约,包括:《俄罗斯联邦家庭法》、《俄罗斯公民健康保护联邦法》、《公民身份法》和俄罗斯联邦卫生部《关于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程序、禁忌和限制》的法令等。”

“根据俄罗斯的法律,具有明确的医疗指证无法独自生育的夫妻和单身女性,可以使用助孕。的确,法律并没有提到单身男性是否可以助孕,也并没有禁止,这属于一个法律的灰色地带。2010年,莫斯科法院第一次为一个单身男子借助助孕所生下的孩子登记在男子一人名下。奠定了单身男性在俄罗斯合法助孕的基础。而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也为世界各地的单身男士,成功地助孕出宝宝。”—— 未来助孕中心总经理安德烈说。

“俄罗斯的法律还规定了对助孕母亲的要求:她的年龄必须在25至35岁,至少顺产诞下过一个健康的孩子,并需要接受全面的体检。如果这位女性已婚,她必须有她丈夫的书面同意书。”

“除了法律的硬性要求,我们还会与助孕妈妈们签订协议,规定她在胚胎移植后,直至分娩前,不得以任何理由请假回家,必须始终居住在圣彼得堡我们为她安排的住宿内。可携带一名2岁以上的孩子一同居住,孕中期父母和同性亲友可以前来探望甚至同住,不允许异性探望,包括她的丈夫。”

“根据俄罗斯法律,助孕母亲不能同时是孩子的卵子捐献者。这条法律是基于一个重要的事故:在美国,1986年一位助孕母亲,她同时也是孩子卵子的捐赠者,也就是孩子的亲生母亲,生下孩子后拒绝交给孩子的亲生父亲和他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助孕妈妈同时也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司法协调也会陷入两难。”

“如果问是什么原因让那些女性决定为别人助孕?她们这样做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钱,一部分原因是出于爱心。”安华说,“她们夫妻的助孕妈妈英娜,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很聪明的女性,但在离婚后独自抚养孩子时,发现自己的经济状况陷入窘境。”

“为别人助孕,对英娜来说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而是一种帮助她人的高尚行为。未来,我甚至考虑告诉孩子实情,并带孩子让她看看。”

“我决定成为助孕妈妈的原因有很多,”—— 一位来自VERA未来助孕中心的孕妈妈奥尔加·科苏诺娃(Olga Korsunova)说:“我很早就想过帮助别人生孩子,甚至在我还没有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已经考虑了很久,在很久以前我就知道自己会这样做。”现在,奥尔加正在准备第二次成为助孕妈妈,“我第一次知道助孕是什么,是在电影中看到的。在做这件事之前,你必须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如果你觉得自己做不到,那就不要去尝试。当我的孩子已经3岁时,我带着孩子离开老家飞到圣彼得堡并迅速加入了助孕计划。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冲动的决定,相反,这是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做的事情。”

到了圣彼得堡后,未来中心为她匹配了一对德国的夫妻。经过医生对她的子宫反复B超确认后,为她移植了2个胚胎,并均成功着床。怀孕第37周时,她生下了两个男孩。

“孩子们立即被带走,不过还是让我看了两眼。转天早上,我签署了所有必要的文件,助孕公司把钱给了我,我在医院住到第2日,便自行离开了医院,尽管我可以住到等孩子和亲生父母一起出院。”

“有人问我人家把孩子带走是不是有些难过,我说我非常理解自己在做什么,我对这两个孩子的感情,就像是对我最好朋友的孩子。”她说,“后来,她们去大使馆办完最后的手续,准备回国之间,邀请我去看望他们。我抱着两个孩子照了相,留下了最后的纪念,之后我就回家了。对我来说,这个事情结束了。并且是以好的结局结束的。”

另一位来自未来助孕中心的助孕妈妈茱莉亚说,她决定做助孕是为了买房子。她有自己的孩子,已经成功助孕过一次,并且准备第二次助孕。她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自己的父母和家人,她就和儿子一起住在圣彼得堡养胎和生产。

“由于我对圣彼得堡不太熟悉,心理上对环境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朱莉娅说,“然后,当我快分娩前,我让闺蜜把儿子带回了老家。我不为此感到羞愧,我只是通过自己的付出赚钱并解决我的生活问题,我觉得我做了一件重要、很有意义的事,我感到自豪。” 茱莉亚说,“孕期漫长,当时感觉早点结束。而等到分娩那几个小时过后,为这个圆满的结局感到高兴的同时,可能还会有一种温柔的悲伤。”

俄罗斯心理咨询师达莉亚说:“来自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可以帮助助孕妈妈心理里度过困难期。毕竟,整个过程对于她们而言,是一个艰难的考验。而助孕母亲大多本身是单身妈妈,那么她应对这件事就会更加困难。”

研究数据表明,由于社会对助孕存在着模棱两可的态度,而使助孕妈妈们面临心理困境,她们在怀孕期间和之后需要心理咨询的帮助。

助孕的反对者将其视为对女性的剥削,认为助孕妈妈与亲生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平等。这是因为,孩子的亲生父母通常都有较好的教育和财务状况。而助孕妈妈迫于经济压力,很难说是一种完全自由的选择。毕竟,大部分女性愿意为别人助孕都是因为经济困难的情况。此外,很多女性为别人助孕,却并不愿意公开,不希望家人和朋友知道她们做这个,这也表明了这种不平等。助孕母亲经常发现自己处于弱势地位,比如助孕公司会控制她的行动自由。此外,妊娠和分娩都会对女性的身体健康冒一定的风险。

“我知道有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将助孕几乎等同于卖淫,因为都是出售自己的身体。而我自己本身也是女权主义者,但我不同意这一点:这不是迫于暴力或强迫的情况,而是女性完全自愿的决定。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基于自愿的被监管过程。”—— 安华说。
???? “而孩子亲生父母总是在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助孕妈妈会把生子的孩子留给自己。确实有一些助孕母亲会感到与腹中孩子分开是有些难过的事情,这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复杂感受,但并不会因此影响结局。”—— 未来中心的心理咨询师达莉亚说,“当然,要成为助孕母亲,心理上必须要具备一定程度的健康。但其实心理上绝对没有绝对的东西,因此无法计算所有风险。即使助孕母亲了解怀孕只是她的工作,但体内的荷尔蒙变化仍然不容忽视。”

达莉亚还说:“亲生父母担心助孕妈妈会留下所生的孩子,这种担忧其实是没有根据的。这是一种假象。在助孕方案中,每个人都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不孕夫妻没有其他办法生孩子,而助孕母亲解决了家庭的经济问题。按照俄罗斯的法律,助孕母亲需要先签订放弃孩子的书面同意,否则会引起法律纠纷。但在实践操作中,俄罗斯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要注意,助孕母亲的动机是很重要的。如果她想解决的是具体问题,就不会有问题。亲生父母也要明确履行自己的付款义务。如果的话,就不应该有问题。”

其实,对问题的另一面人们关注却很少关注,那就是:亲生父母拒绝接受孩子。美国专门从事助孕的律师安德鲁·沃兹默(Andrew Worzimer)说过几个真实发生的案例:一名助孕母亲怀孕后,孩子的亲生母亲却意识到她不想去抚养一个并非她自己亲自生产的孩子;一对夫妻在助孕妈妈怀孕中离婚,并愿意支付给助孕母亲的堕胎费用。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情况:例如,当胎儿或婴儿被诊断出患有某种疾病,或者助孕母亲在分娩后开始出现健康问题,尤其是诞下多胞胎的助孕妈妈。

“对于双方来说,助孕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助孕母亲更是应该得到社会的包容性环境。”心理咨询师达莉亚总结道:“在未来的生活中,您恐怕也不可能完全忘记,助孕母亲曾经在您的家庭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这是一个庞大的项目,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了解这一点并为各种后果做好心理准备很重要,盲目的乐观和悲观都不可取。在助孕妈妈怀孕期间,亲生父母也会经历一个成长期,准备适应新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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